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良好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
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全心全意，死尔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
曾发现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革新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
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宝鸡、汉中、南阳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赞诸葛亮。《出师表》是诸葛亮出师临行伐魏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文中以恳切的言辞，劝说了后主要继续先帝遗志，广开言路，亲贤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出师表》传世有二，为《前出师表》，尚有《后出师表》。因建兴六年诸葛亮率军出散关前，给刘禅又上一表，即为《后出师表》。出师表 / 前出师表两汉：诸葛亮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生死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肤浅，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巨细，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气，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今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浊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鄙俚，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谢，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衔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审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效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谢。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其时的局势，重复劝勉刘禅要继续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体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三国时期，曹魏国力最强，孙吴次之，而蜀汉最为弱小。当刘备病卒于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东）时，他留给诸葛亮的是内外交困的局势和一个少不更事、扶不起来的接棒人。
在这种危难关头，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义负担了蜀汉的全部实际责任，对内严明纲纪，奖励耕战；对外抚慰戎羌，东联孙吴，努力准备北伐曹魏。经由几年的努力。
蜀国气力有所增强，出现“国以富裕”“风化肃然”的局势，于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以图中原。就其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计谋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体现出百折不挠的意志，其基础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
后主刘禅只管昏庸无志，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地辅佐他，只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读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气力，也是他后半生全部运动的精神气力。《出师表》正是在淋漓尽致地剖解了这种精神的实质从而体现出这位社稷之臣的全部品格这一点上，显示了它奇特而庞大的熏染力。
诸葛亮的忠肝义胆，他“全心全意，死尔后己”的精神，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臣子的大节，普遍受到推崇：而当国家处于危难关头，这种精神更焕发出强大的感召力，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赞颂的“时穷节乃现”，“鬼神泣壮烈”，一封奏疏能千百年被视为“至文”而流传不朽，主要原因在这里。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
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由。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
详细地说，前部门重在晓之以理，后部门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坦白质朴，体现恳切忠贞的情感。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串全文，到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到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美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尊长的口吻。
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眼见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吩咐痛切言之，明确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流放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接纳幽隐诡幻的体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情感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坦白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
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另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浊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衔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俗。此文有大量合成词，是出于诸葛亮的首创，不少词经诸葛亮的提炼，厥后都用为成语，如“妄自肤浅”“引喻失义”“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损益”“感谢涕零”“不知所云（言）”等。诸葛亮这篇表文向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被视为表中的代表作。
刘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荐祢衡表》相提并论，说“至于文举（孔融，字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一时之英也。”陆游在《书愤》中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的《正气歌》亦云：“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感人之深，于此可见。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上《前出师表》率军北伐魏国，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竣事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诸葛亮获悉魏军曹休攻吴兵败、张颌东下，关中虚弱，于是上《后出师表》刻意再次北伐，急率军数万，走古道，出散关，围攻陈仓。
后出师表魏晋：诸葛亮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
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行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
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好像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行息；事不行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
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全心全意，死尔后已。
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伪作论据（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质料的取舍上是经由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上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肯定看法（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由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
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纪录。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吸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叛乱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门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门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另有一部门未注明出处，如《公牍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
《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秘密，不宜公然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质料通常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气势派头差别字看法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气力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气力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生死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发兵的看法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久远目的丧失信心，诸葛亮所枚举的曹、刘团体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标》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再看二表的用辞气势派头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好像，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刻意，与《后表》“鞠躬努力，死尔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久远的目的，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配合的特点：讲求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情感真挚，语言酣畅平易。
所差别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叙述批判，互为增补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三） 诸葛恪不行能伪作。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尔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倘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倘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行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其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
”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目标予以肯定，受《后表》的熏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运动一概不见史载，纵然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泛起。
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埋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图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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